匈牙利跨境物流电商小包COD快递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跨境电子商务已经当前主要消费模式。而由于跨境电子商务具有的跨国性、即时电子性以及匿名性等特征,为消费者带来购物便利的同时,也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的重要一环便是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问题。由于跨境电子商务独特的经营模式,使得跨境电商平台的作用在整个跨境交易中显著增强,不合法不合理的收集使用消费者的包括消费记录在内的个人信息的行为时有发生,即使利用合规手段收集到的消费者信息也未能很好的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而在美国和欧盟地区,对消费者的隐私权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立法保护。美国和欧盟采用了不同的保护模式,美国扩大了隐私权的解释范围,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颁发了部全面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联邦宪法——《隐私权法》,该法是美国重要的一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的法律,随后颁布的《电子通讯隐私法》也更好的顺应了当时电子产业发展的潮流,并扩大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范围。2015年2月公布的《消费者隐私权法案》正说明了政府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重视。此外,美国仍然重视行业自治,通过行业协会制定规章以及制度的方式来自律管理,结合联邦立法取得了不错的保护效果。欧盟则与美国不同,欧盟采用的是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立法保护模式。并注重在扩大国际贸易的同时更注重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2018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扩充了公民的信息控制权,隐私盾模式便代表欧盟坚持将市场的自由和开放放在位,但对消费者隐私权益的保护一样刻不容缓。我国同欧盟对于跨境电子商务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因此,欧盟的系列立法值得我国学习。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下并没有系统的保护消费者在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中的隐私权益,在如今信息膨胀的大数据时代,如果对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控制,也会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其他合法权益,同时跨境电子商务也不能持续蓬勃发展。因此,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与消费者隐私权益的保护之间如何作出权衡,同时坚守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底线不动摇,便更加紧迫。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的隐私权含义性质以及在跨境电子商务的特殊语境下的消费者隐私权特点进行梳理,以及对消费者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系进行必要的阐述。通过梳理美国、欧盟及APEC间在跨境电子商务中保护消费者隐私权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汲取其成熟经验,梳理我国目前的立法保护现状,并发现问题,随后提出完善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建议。

在中国外贸增速持续放缓的大背景下,跨境电商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发展方式,正逐渐成为新常态下稳外贸增长、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中,政策手段作为政府引导和规范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方式,在跨境电商业务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下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政策碎片化、体系不完整、监管重复与遗漏并存等,无法充分发挥跨境电商政策的实际效果。究其原因,一是跨境电商作为新业态,商业模式不断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也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商品质量难以保证等一系列问题,对政策体系提出新的监管要求;二是跨境电商涉及海关、商务、税务、财政、邮政等十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机制不畅、职能界限模糊,导致现有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存在重复和遗漏等监管问题。因此,在当前跨境电子商务政策面临的监管需求和监管问题的双重压力之下,系统研究跨境电子商务政策重复监管、监管冲突、实施效果不显著等一些关键问题,解析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实施效果,探索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有效政策“组合拳”,实现跨境电商政策从政策抉择、政策实施至国际贸易冲击应对的全流程量化分析,是保障政策体系制定科学、合理,解决政策低效与不适应问题的有效途径。鉴于此,本文通过剖析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演化特征及不足,量化跨境电商政策内容,评估政策实施有效性,为指导和调整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具体地,本文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介绍研究背景、价值及意义,界定相关核心概念并回顾跨境电商政策体系、跨境电商政策效果评价和政策内容量化的相关研究现状,阐述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交代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第二,首先梳理跨境电商政策文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政府干预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然后探讨跨境电商政策效果研究的理论基础,包含跨境电商的贸易中介功能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两方面;后从跨境电商发展、跨境电商税收、跨境电商消费偏好归纳出政策的经济效应。第三,量化分析我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的演化特征及不足。本部分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政策主体与主题两方面分析跨境电商政策演化特征,进而通过政策主体与主题的网络关联图考察政策体系现存监管问题。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存在多头监管、主体协同不均衡、主题分散、服务内容和措施类政策结构失衡、建设和服务类政策监管重叠等一系列监管问题。第四,研究政策组合对跨境电商产业规模效应的影响。本部分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政策工具、政策目的和政策力度角度构建跨境电商政策组合三维分析框架,然后从综合性、一致性和均衡性三个方面测度跨境电商政策组合特征,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测度政策组合特征对跨境电商产业规模效应的影响,进而明确不同类型跨境电商政策组合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跨境电商政策组合特征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如,环境型政策工具组合特征值均较高但作用效果不理想,而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组合特征值偏低,但能够对跨境电商产业规模效应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五,研究跨境电商政策组合的宏观经济效应:一个两国DSGE模型。首先,在上一章构建的政策组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跨境电商交易特点,构建包含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组合冲击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政策工具组合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对比分析其在不同政策目的和政策力度下的效果差异。研究发现跨境电商供给型政策工具组合冲击既能提高本国产出,又对国内外居民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同时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也不大,是一种优的政策工具。而跨境电商需求型冲击虽然能够提高国内外产出和国外消费,改善国内经常账户,但对国内居民福利造成的损失较大。此外,还发现政策工具组合冲击产生的经济效应会随着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有效期限等的波动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与现有文献相比,上述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1）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从多方面、多角度实证分析了跨境电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效丰富了社会经济政策统计的研究内容。（2）研究视角的创新。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监管问题和监管需求角度出发,提出跨境电子商务政策体系全流程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创新。（3）研究思路上的创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政策网络理论引入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研究,提出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现存监管问题的统计分析思路,是拓展公共政策研究的创新思路。（4）理论模型上的创新。根据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类型跨境电商政策组合冲击的两国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尤其是在考察跨境电商商品流通渠道时,创造性地将跨境电子商务出口贸易中介部门引入模型,更真实地刻画了现实经济特征。本文的研究已经达到预期目标,但也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研究对象局限于中国跨境电商政策体系,并未对国际成熟经验进行研究。（2）在研究跨境电商监管主体与主题时,只是对部分核心主体与主题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未对现有的政策主体发布的主题进行全方位分析。（3）仅对2008-2018年间我国跨境电商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内容有限。（4）跨境电商监管问题的成因来源于多种渠道,本文只是对监管部门之间现存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没有从跨境电商发展需求出发,对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